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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一年仅上缴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便能养活中国的350万海陆空三军,还绰绰有余

 
 
 

日志

 
 

社会有可能走出官僚政治造就的轮回吗?  

2016-08-10 20:00:43|  分类: 军事政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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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有可能走出官僚政治造就的轮回吗?

社会面临的问题,其症结不在“民主”还是“专制”,而是如何使事实上控制着经济、政治、知识资源的精英集团对社会整体利益负责。坦率地说,人类社会演化了几千年,尚未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唯有从数千年的人类集体生存经验中寻找智慧,以迫使精英集团对社会整体利益负责,社会将继续在历史的轮回中挣扎。 控制政权、财富和知识三类资源的中国行政官僚这个圈更像“万岁”的群体。“产官学一体化”与“赢家通吃”是我们社会最鲜明的特征,官僚政治之长寿,历史举世无双。精英集团内部也有着“两极分化”。无论是皇嗣之争、皇帝与臣僚之争、党锢之争、宗派之争,几乎都是鲜血淋漓,根本看不到“君子之争”的痕迹。而这些争斗,其标的都是官僚政治体系的控制权。这提示我们,对产官学三位一体的精英集团成员而言,无论开拓发展还是安身立命,最关键的因素是在官僚政治体系中的位置。所以,“政治挂帅”从来就是我们的精英集团的本能。如今商人在两会中的比重远大于他们在人口中的比重。官商勾结者的败亡,不在于商业判断失误,而在于他依附的中央高干失势。“政治挂帅”导致社会的各领域都成了官僚系统的附属品,都必须(也只想得到)用官僚系统的价值标准(品秩)来衡量。官僚系统的强势地位导致了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它有能力做它想做的任何事情,没有其他社会系统可以制衡它;其二,它可以不做任何本应做的工作,没有其他社会系统可以质疑它。于是官僚系统能否尽职、能否守制,就只能依赖内部的监督了。明君清官能几许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才是当官聚敛的真正动力。违规成本相当低,潜规则给了他们充分的操作空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中纪委总得如此操劳!官僚政治真正需要的是贪财而怕死之徒,而非岳飞幻想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每一个官员,如果无私无畏到赏不可使、罚不可禁的地步,满朝文武都是海刚峰、岳鹏举之辈,这皇帝怕也就当不下去了。说明整饬官风是绝对需要的,但有一个“度”,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古代“赐田”正是皇帝常用的激励机制,它同时是最有效的而合法的聚敛途径。到了今天,“赐田”就演化为“划拨”、“特批”、“政策倾斜”。官员们都照这样干,假以时日,整体后果是80%的劳力财富都被官僚地主敛去,政府都无法收上税,自然是天下大乱。“谁有钱就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就权威。”在动荡的环境中,只有暴力才能安定社会,于是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竞争的结果,最善于使用暴力的集团获得胜利。我们的社会一而再陷入轮回,这个社会的头脑何在?反省能力何在?清醒者几人也?懂得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人才是真正的伟大人物啊。超越个体的局部视野,从全局和长期的角度观察、思考整个社会的生存与发展,这样的大师人物在“正途”是科举官僚体制制度下是指望不上出现了。这样的学术界怎可能不做御用文人?怎可能不顾官僚集团的利益而去思考整个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思想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自由独立和人格尊严。如今思想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制度被动的产物。这麽一种学术当然就不是真正的学术了。有趣的是,“科学”进入中国一百多年了,表面上看,“科学”在中国处于几乎无人质疑的地位。但人们接受的“科学”其实是由权威颁布的一条条具体的“真理”。一些饱学善辩之士居然指望行政力量、甚至司法力量来裁决何为科学,来维护“科学”的尊严,这还是科学吗?科学真正需要的理性认识能力、宽容而平等的切磋氛围又在哪里?沦落如斯哉!!!“万民之忧乐”应高于“一姓之兴亡”。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官僚系统成了真理与道德的最终裁决者,其私毒遗泽之深,至今人们之认可仍将社会道德规范寄托于官场官样,一旦官场腐败,整个社会就道德沦丧。公知将学术定位于服务官场,使学者沦为暴力的奴仆;愚民下作、为虎作伥啊。至此,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宿命的轨迹。在王亚南看来:“中国的官僚政治,必得在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封建体制(买办的或官僚的经济组织,最后仍是依存于封建的剥削关系)清除了,必得在作为其它与民对立的社会身分关系洗脱了,从而必得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自动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权贵私有化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大行其道,社会公共财产被少数权贵人物大肆鲸吞,造成空前罕见的两极分化,给广大底层公众带来深重的灾难,瓦解了国人的国家认同、社会认同。权贵社会与平民社会内部尖锐对立,给外敌以千载难逢的可乘之机。苏联瓦解后,首先向权贵私有化开刀的是普京。已经把握了国家经济命脉、控制着主流媒体,又有几乎整个主流学术界支持,更有国际资本撑腰的权贵资本,在俄罗斯看起来已无法撼动。然而这个搞垮苏联,让整个国家陷入灾难的利益集团,已搞得民怨沸腾,“国人皆曰可杀”,这正是普京得以取胜的根本。对权贵资本之战,让国人看到了希望。关的关、逃的逃,命脉关键领域收回,经济从低谷中走向复苏。普京继续谋求事实上的领导权。“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一直被奉为不可置疑的真理,然而离开了具体的社会分析,这两个教条什么都不是。事实上,一个社会总是由占人口极少数的精英集团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集团组成的。精英集团事实上控制着绝大多数政治、经济、知识资源。精英集团是否对社会整体利益负责,决定了这个社会能否稳定、祥和、发展。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这个集团并非必然对社会整体利益负责,相反,其常态往往是不择手段地聚敛。而对社会整体利益负责的人,在这个集团中往往显得孤独、乖戾、不近人情。所谓“政治民主”主要是这个集团内部的民主,所谓“社会舆论”主要是这个集团的声音。听凭这个集团把持社会公共事务决策,必然将社会多数成员逼到墙角,最终被独裁腐败政体终结。史实证明:指望经济自由化,对社会多数成员而言,结果往往是“通向奴役之路”----成为资本拥有者的奴隶;指望政治民主化,事实上往往成为精英集团的内部民主,这个集团固有的自私、狭隘、短视,几乎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于是,人们在历史上看到,一个个接近“自由”、“民主”的社会之后,几乎都是某种程度的专制统治,而且这种统治当时得到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容忍乃至拥护。这并不是说专制优于民主。苏联以“专政”立国,意在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然而却导致了一个钳制任何不同意见、不受社会制衡的官僚集团。这个官僚集团在体制化的进程中日渐脱离社会公众寻求等级特权。最初的理想主义者渐渐被追逐私利的官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取代。所谓“全民所有”的社会财产事实上演变为官僚集团的私产(国有)。对官僚集团而言,这种“产权不清晰”的财产占有体制效率低下,于是私有化不可避免。然而控制了几乎全部资源和强制暴力机构的精英群体,其基色是官僚集团;指望它和平地放弃不受制约的特权,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先例;而以暴易暴,不过是为新的官僚政治开辟出通道,将那个“主义”“法规”改造为最适应自己需要的形态。官僚集团“代表”人民执政,对社会(包括无产阶级人民自己)实施专制,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让构成民族脊梁的精英们与民族脱离开来,此本乃不智之举;要知道民族精英的真正作用是哺育民族并且使自己溶化在民族之中。没有理由要让民族精英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都搜为己有。一切朝钱看取代一切朝前看,曾经基于理论信念的理想主义者逐步被实用主义者与物质主义者取代,必然彻底放弃自己标榜的“主义”,以“改革”的名义,私分社会公共资产,权贵资本主义一个不受社会制约的官僚集团就这样瓦解了一场理想主义的社会革命。出路何在?在中国要摆脱官僚政治的阴影,远比俄罗斯还艰难复杂。
既然官僚政治的症结在于脱离社会监督的特权,摆脱官僚政治的关键就不在于 “主义”之争,而在于能否制约特权。
观察一个社会是否在摆脱官僚政治,有以下几个视角:
1、信息是否公开。互联网使信息垄断越来越难,事实上我国的信息公开这些年有了明显的进步,大量过去的“保密”信息在各级政府网站公布,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了解真相的可能。“非典”前期那种封锁信息的做法正在被逐步放弃。在这方面的每一个进步都值得鼓励。
2、学术能否独立。翰林院式的学术界肯定无法承担社会良知的角色,而一个缺乏反省能力的社会不可能摆脱官僚政治,只有越来越客观而直陈其事的分析研究能够正常展开,只有研究不再有任何禁区,只有无论什么学派、学说、观点,只能靠事实、证据和逻辑立足,而不依赖任何官方力量,这个社会才会有自己的“大脑”,而这是摆脱官僚政治的基本前提。
3、公众能否监督。官僚政治依赖内部监督,历史反复证明了它的无效性。只有公众监督能够实实在在地影响每个官僚的仕途,只有官僚不得不向下负责,向社会公众负责,而非向上司负责,这个社会才可能摆脱官僚政治。
4、官僚集团是否有不经社会公众认可而自我安排的特权。
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证明,在官僚集团的斥优聚劣过程中,特权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只要官僚集团能自我授予特权,就会吸引无数贪渎之徒钻营官职,而将廉洁之士排挤出局。对今天的官僚集团,我们无法用张思德、白求恩、焦裕禄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尽管他们多数是“共产党员”。但至少这些特权的授予应该通过社会公众的讨论,通过相关的立法程序。否则摆脱官僚政治就是痴人说梦。
值得欣慰的是,而今在这四个方面都有了或多或少的进步,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希望之所在。
愿这种进步更坚实,愿各方力量更理性,愿我们的社会能够抓住珍贵的历史机遇,跳出两多千年的轮回,摆脱官僚政治这一沉重的历史宿命负担。天下没有一劳永逸之事情。把权力关进笼子,持之以恒地斗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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