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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一年仅上缴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便能养活中国的350万海陆空三军,还绰绰有余

 
 
 

日志

 
 

政策在两难之间艰难选择徘徊前行  

2011-03-04 17:30:20|  分类: 股海拾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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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在两难之间艰难选择徘徊前行。既要保增长又要促结构调整,但我们国家没有完善的市场与充分的竞争机制来保障。在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新的产业群背景下,大规模的投资拉动就必然是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经济发展正在不断吞噬无效增长的恶果,中国经济这辆高速列车已经无力承担如此之重的负荷。中国的经济增长至今仍要靠投资拉动。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模式无论如何也无法延续了。高房价已经扼住了中国经济的喉咙,遏制了中国经济由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变的进程。继续按原来方式保增长就压不住房价,压不住房价就保不了民生。紧货币就难保增长,松货币就难扼通胀。宏观政策选择面临的第三重困境是松货币与紧货币的两难选择。过松则助长泡沫和难以抑制通胀,过紧又可能影响经济复苏。不走上经济转型之路,中国经济就很难再可持续发展;不经历转型的阵痛期,两难的选择困境就会更难。如果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没有跟上,这种“两难”局面将会更加凸显。两难困境正日益向多重困境演变,时间拖得越久,困境就会越加严重,选择就会有更大风险。这将是一个艰难的平衡。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则又是一个涉及面广、涉及者众的复杂“两难”问题。例如,调整经济结构要求提高行业产业水平和劳动者收入,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但相应的企业成本也会由此增加,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又如,转变发展方式要求在全社会实施节能减排,启动资源性产品要素价格改革,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但这与当前物价需要控制、通胀预期需要管理存在冲突和矛盾。政府投资和重化工业主导的经济恢复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力度加大之间也存在矛盾与冲突。今年以来重、轻工业增速差持续扩大,这使我国长期以来积累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突出,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有所背离。导致投资对消费的大挤压,投资消费比例进一步失衡,引发“需求结构”进一步不协调;“供给结构”也随之进一步不协调,而且使得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这种经济恢复格局对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形成严重的负面影响。高房价对居民消费形成很强的“挤出效应”,影响消费需求的中长期稳定增长。支柱地位的房地产行业投资增速大幅下滑也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决策层难免瞻前顾后。地方政府财政大量的投资项目将因此而缺乏融资渠道。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也在考验调控。宏观政策退得太晚,必然会强化通胀预期,加大通胀压力;而退得过早,信贷量收缩过多,可能会造成中长期项目的后续资金缺乏,烂尾工程大量出现,也势必使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效果受到限制,不利于投资结构的优化,不排除有“二次探底”的风险。况且,美国出于其对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悲观预期,至今为止仍然保持历史最低的利率水平。如果我国此时先于美国退出,如采取加息等明显手段,无疑会扩大中美利差,势必使国际投资资金涌入,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汇率政策调整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本次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经济的影响是一个复杂问题,下半年汇率政策的回归将呈现缓慢的正常化路径,这将是新一轮国际经济博弈的开始而非结束。长期来看,汇改有利于促进结构调整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符合我国长远和根本的核心利益。但就近期而言,汇率政策调整与我国出口、国内物价及资产价格之间存在复杂的变动关系。在下半年出口形势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的条件下,如果人民币向着升值方向波动过快,则会削弱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恶化出口形势、加大就业困难。而且,短期内高涨的升值预期还将带来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剧,加大热钱流入的动力,加剧房地产等领域的资产泡沫,给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带来干扰。因此,目前还不能贸然让人民币过快升值。既要保持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力,但又不能再走过去依靠扩大出口的老路,而要切实通过调整外贸结构来促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国内外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加,客观需要经济政策做出“动态优化”和“灵活调整”,即增加灵活性和针对性。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调整经济结构作为宏观调控核心。调整需求结构应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产业结构调整的要以增量调整为主,以发展增量带动存量调整和优化。尽快解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快推进致力于结构调整的自主创新,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完善鼓励创新的政策和社会环境。把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重点和突破口,抓紧研究提出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思路和相关中长期规划。深化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改革。例如,大力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系统设计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并配套实施。进一步理顺和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按照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建立健全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逐步放松价格管制、积极稳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继续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等等。面对“两难”,我国关键要以从长期经济增长为着力点,科学对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相机择宜,同时注重财政和货币政策与其他调控方式的相互配合和协调使用,维系经济增长的短期稳定性和长期持续性。

http://news.xinhuanet.com/observation/2010-09/02/c_12511299.htm

http://www.caijing.com.cn/2010-08-03/110490811_1.html

http://opinion.hexun.com/2010-10-21/125198114.html

http://www.chinacity.org.cn/csfz/fzzl/63669.html

 

 

长期供给管理和短期需求管理的权衡是最大的“两难”问题

曾铮

 

今年以来,政策实施的“两难”问题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焦点话题,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其中,有三种论调最具代表性:一是“保增长、调结构和防通胀”的“三角”两难说,二是包括人民币升值、出口拉动转型、劳动力工资增长、房地产调控、资源价格上调和刺激政策退出在内的“六大政策实施”两难说,三是综合了以上两种说法的“十二重矛盾”两难说。

 

与许多与宏观经济相关的词汇常常被媒体“热炒”一样,在成为近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现状的“代名词”之后,“两难”这个词汇频繁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条和头版,各种剖析和解释层出不穷,这就形成了以本文上述三种观点为代表的多种观点。针对这些论点,笔者认为必须厘清三个基本问题:一是“两难”问题是宏观经济政策永恒的主题,二是“两难”集中在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供给管理的权衡,三是“供需并重”和“长短结合”是当下宏观经济政策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两难”问题不是特殊现象

宏观经济管理是一个在复杂宏观经济现象中寻找市场中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政府干预的行为,它从来就是一个不断面对“两难”的过程,是世界各个国家在任何时候的宏观经济管理中都不可避免的“难题”。

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角度出发,“蒙代尔三角”理论生动体现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两难”;“菲利普斯曲线”则典型刻画了“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两个政策目标之间的“两难”;而“流动性陷阱”理论和“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理论都集中反映了宏观经济政策工具选择的“两难”。在宏观经济学经典理论中,像这样的“两难”问题还能够举出不少。因此,经济政策选择中的“两难”问题并不是中国当下暂时的“遭遇”,而是任何时候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时所面临的共同难题。

 

与此同时,在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复苏期,全球经济面临着“宽松政策”持续导致“刺激过度”以及“退出政策”导致“二次探底”的“两难”选择。以欧盟为例,该地区面临着通过紧缩政策和救助计划缓解“债务危机”导致“经济衰退”以及继续“刺激政策”导致“债务危机”蔓延和持续的“两难”选择。而世界许多国家都在政策“两难”境遇中挣扎和徘徊,包括澳大利亚、韩国和泰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尝试实施“退出”机制,而更多的国家则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战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两难”不是我国特有的“困境”,它是各国在宏观经济管理中不可避免的“常态”问题。

 

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供给管理产生矛盾

长期和短期是宏观经济学中最基本的阶段划分概念,对于宏观经济决策而言,短期和长期的政策目标和主要任务不尽相同。短期内,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向主要在于“熨平”短期经济波动,重点在于解决短期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通常使用的是需求管理政策,包括抑制通货膨胀和保障就业稳定等;长期内,宏观经济政策必须顾及培育经济的长期增长动力,着重解决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缺失的问题,主要使用的是以产业政策为主的供给管理政策,其中包括促进要素数量的合理增长和要素效率稳步提升的制度安排。然而,在现实政策操作中,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常常出现冲突,集中表现就是:在长期视角内,短期需求过度刺激可能造成要素跨时错配,并损害要素在跨时配置上的效率,从而降低经济潜在增长率;在短期视角内,过度强调实施促进经济长期发展的产业政策,可能会遭遇到短期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造成经济周期性波动频繁,损害经济在长期增长过程中的平衡和稳定。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面临着经济衰退的危险,其中最大的威胁便是有效需求不足,这基本符合凯恩斯经济学对短期经济增长困境的描述。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几乎都同时实施了经济刺激计划,一方面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推出了程度不等的经济刺激性投资;另一方面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信贷规模呈现出“放量增长”的局面。但是,刺激政策带来了过多的流动性,并现实表征为今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攀升,从而引发了全球通货膨胀恐慌。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刺激性宏观政策给世界带来了无就业的经济低速增长。

在这种情形下,大部分国家面临着短期对抗通胀压力和长期刺激经济增长的矛盾,是退出还是继续刺激成为大家共同面对的“两难”问题。不同国家采取的政策方向不同,比如美国为了刺激长期经济增长驶入正常轨道,选择了进行第二波的刺激计划以及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洲在危机后一段时间采取了多元经济刺激计划,但在“债务”危机可能影响欧盟长期经济表现的压力下,从去年开始率先进入“退出”通道;韩国、泰国和澳大利亚等国为了对抗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开始试探性尝试实施退出机制,但是考虑到经济二次探底危险,政策取向仍然处于“摇摆”状态,政策路径仍不明确。因此,各国在长期经济发展趋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首先选择了短期的经济目标,却由于担心损害长期增长,不约而同的在政策导向上踯躅不前。

 

 

我国的“两难”主要是长期供给和短期需求的矛盾

就我国的现实“两难”问题来说,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供给管理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短期复苏政策选择与长期经济转型政策选择的矛盾。

金融危机后,我国果断采取了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和技术创新为重点的4万亿投资的实施以及2009年9.6万亿元与2010年7.5万亿元新增信贷的发放,使我国经济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有效对冲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在全球经济衰退景象中“独树一帜”。但是,刺激性的政策引发了通货膨胀预期,这使得管理通胀预期成为短期的主要政策目标。与此同时,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持续攀升使得我国宏观政策不得不“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动。而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并不稳健,基础还不牢固。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的“退出”决定显得异常艰难。这便形成了“保增长”和“防通胀”之间的短期“两难”。

相对于短期两难而言,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启动经济长期增长动力和通过刺激经济政策熨平经济短期波动之间的“两难”却是我国当前面临的最大困境,这也是大家常说的“调结构”与“保增长”的两难。事实上,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已经开始着手于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但是,从 2008年以来,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之下,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外部环境开始恶化,调整的步伐开始放缓。今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逐步企稳回升,结构调整的议程又一次摆到了桌面。

从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出发,优化的经济结构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因此,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成为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必须坚持的政策方向。然而,在当下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的情况下,长期经济结构调整和短期有效需求管理之间出现了矛盾冲突,宏观经济政策决策也随着“陷入”两难境地。首先,从要素投入结构来看,提高劳动者收入和加快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有利于资源的跨时合理配置,从而促进我国经济从要素的“成本优势”增长模式转向要素的“效率提高”模式;但是,却有可能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造成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推高物价水平,引发通货膨胀。其次,从需求结构来看,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扩大国内居民需求,同时加快建立人民币合理形成机制,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从“外供型”逐步转向“内需型”;但是,这种结构的转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和适应期,在短期内的转型政策可能对经济的企稳形成一定程度的阻力。此外,从产业结构来看,通过退出刺激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缩减投资和信贷,优化投资和信贷结构,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但是,这可能在短期内对尚未稳定的经济后市产生影响,同时引发大家对房地产泡沫破灭冲击实体经济的担忧。

 

 

政策制定要强调“供需并重、长短结合”

“两难”问题的实质是长期与短期经济目标在政策选择上产生的冲突,我们既不能不顾短期经济平稳增长的需要,又不能舍弃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诉求。但是,长期经济持续发展是经济政策必须着重考虑的层面。因此,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要以长期经济发展为重点,努力做到“供需并重、长短结合”。

首先,要从心理意识和实际操作两个层面接受低的增长速度。长期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于整个经济政策思维之中,以“GDP崇拜”为代表的“速度拜物教”思潮极为汹涌。“十二五”规划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维开始弱化,“包容性”增长的思路逐步显现,这说明以 GDP增长以及“保八”铁律为核心的政策线路开始调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解决“两难”的首要任务是解放思想,接受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宏观经济政策要在不严重危及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牺牲短期经济增长速度,着眼于长期经济稳步持续发展。

其次,要切实加快投资结构的调整。经济转型不是不需要投资,与此相反,可能需要大量的资金。所以,从短期出发,不能过快缩减危机以来的投资规模,要保持投资的平稳性。但是,同时又要从长期经济发展的视角出发,优化投资结构,从“增长优先”与“就业优先”的投资政策思路转变为“创新优先”和“结构优化”为目标的投资政策理念,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合理创新金融工具,主要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来调优整体的投资结构。

再次,要促进信贷结构的优化。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给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但是,由于危机中实体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一些货币进入了虚拟经济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证券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前一段时间,央行加息似乎放出了货币政策将适度紧缩的“信号”。但是,处于结构调整阶段的中国经济需要的不是紧缩的货币政策,而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需要一个稳定的货币供给机制。而最为重要的是继续实施“有保有压”的信贷政策,优化信贷结构,使资金优先进入高技术产业、节能减排产业以及民生工程等领域。

最后,要从长远着眼,逐步加快增量改革进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加大主要在于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经济的短期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从长期经济发展的高度出发,加快包括财税、金融、要素价格和垄断行业等多个层面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同时加强政府的自身建设和职能转型,推进政府从经济建设型到公共服务型转变。

华裔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其经济学著作中曾经写道,“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两难”的出现实质上就是经济运行中的政策选择困境问题。面对“两难”,我国关键要以从长期经济增长为着力点,科学对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相机择宜,同时注重财政和货币政策与其他调控方式的相互配合和协调使用,维系经济增长的短期稳定性和长期持续性。

 

[曾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博士,长策智库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特约研究员。本评论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立场,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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