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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xunb的博客

中国股市一年仅上缴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便能养活中国的350万海陆空三军,还绰绰有余

 
 
 

日志

 
 

十大行业并购方案定框架 两方面挖掘投资机会  

2010-12-05 15:35:06|  分类: 公司优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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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行业并购方案定框架 两方面挖掘投资机会
[ 转贴自:证券时报     ]
    作为一种资源优化配置,经济合理布局的方式,并购重组在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独特的脚印。西方发达经济体已经经历了五次并购浪潮,每一次并购浪潮的发生都有其内在机理,每一次并购浪潮也为经济的发展树立了一座里程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次并购浪潮,每一次并购的浪潮的发生都显示了政府导向的作用。

  在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具备了再次进入并购浪潮的阶段,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并购浪潮似乎已经拉开了序幕。资本市场从来不缺乏亮点,但很少有亮度能够超越并购重组这种题材。自今年7月份以来,市场个股普遍向上,特别是航天军工板块等具有并购重组类题材的个股涨幅居前,为我们的投资确定了方向。

  并购重组类股票大多超越大盘

  并购重组题材在资本市场一向引人瞩目。并购过程中的股权溢价和资产注入的预期都给市场带来广大的想象空间。而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并购重组类的股票一般都有超越大盘的表现。

  由于在A股市场上并没有一个全面反映并购重组类公司综合走势的指数,我们选取了借壳上市概念板块的市值增长情况作为代表,将其与沪深300市值的增长情况作对比(在市场没有扩容的情况下,我们觉得这种代表性还是很强的)。样本期为本轮熊市最低点1664.93点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08年10月28日收盘后的流通市值作为分别作为两个指数的基准,均为1000点。

  可以看到,本轮反弹以来,涨幅居前20位的股票绝大部分都具备并购重组类题材。对于并购重组器材的把握,我们觉得应从两个角度去把握,一个则是从行业整合的角度,挖掘寻找那些最可能成为整合目标的公司;另外一个角度则是从央企与地方企业整合的角度去发掘投资标的。

  十大重点行业并购方案定框架

  工信部正在酝酿的十个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方案,为我们选择给出了一个方向。支柱产业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相关内容为我们圈定这十大产业提供了信息。在此,我们重点点评未来极有可能展开兼并重组浪潮的部分行业,并对其重组路径加以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钢铁行业大而不强,其重要原因在于产业集中度过低,缺乏规模大、综合竞争力强的钢铁企业。由于钢铁产业的特殊地位和面临的产能过剩等严重问题,钢铁业的兼并重组势在必行。近年来,我国钢铁产业的并购重组步伐已经有所加快。2009-2011年,我们认为,钢铁业的并购重组仍然会如火如荼进行。我们认为,可以将目光锁定在三个方向:龙头企业的并购,如宝钢、鞍钢、武钢跨区域并购;钢铁大省内部区域性钢铁企业的整合,如山东、河北等省的钢企的并购;钢铁企业集团内部的重新组合,如集团的整体上市。

  煤炭业虽然没有入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但煤炭行业一直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此次应该会入选该方案。而且,煤炭业也确实存在着整合的需要。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精神,山西省于去年9月份出台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实施指导意见,计划到2010年底,在全省形成2-3个年生产能力亿吨级的特大型煤炭集团,3-5个年生产能力5000万吨级以上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使大集团控股经营的煤炭产量达到全省总产量的75%以上。山西煤炭业的整合无疑将成为河南等其他煤炭大省整合的范本。

  央企和地方国企:重组题材挖掘

  对于央企整合的投资策略,我们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把握:一是从大型化的方向去把握;二是从国有经济需要保持绝对控制力的七大行业入手。这七大行业:军工、煤炭、电网电力、民航、航运、电信、石油石化。一个国家要真正要实现经济的国际话语权,离不开一批大型的国际性企业。我们认为,32家A级央企将是国家大力扶植的对象,通过这些企业整合行业应当说具有必然性。对于央企背景的上市公司,整体上市和股改时的注资承诺应当成为筛选投资标的的重要参考内容。

  中国经济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使得不同区域在未来的发展定位和调整方向存在不同。除上海和重庆的整合较为鲜明之外,对于其他省市地区而言,我们觉得山西、河南、湖南、江西等矿产资源大省资源类国企整合的概率较大。今年上半年,内蒙古经济一枝独秀,其主要增长点来自于矿产特别是煤炭资源的开发。内蒙古的增长方式为其他地方的增长模式,特别是那些区域内矿产资源较为丰富的省市具有示范作用。

  从财务角度发掘:可能的并购目标

  在政府政策的强力助推下,中国的第四次并购浪潮已经拉开了序幕。这次浪潮对于中国未来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的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打造一批世界级的公司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一大亮点。在政策力度和资本市场估值水平都相对适中的情况下,并购重组正当其时。

  从行业重组的角度和中央、地方国企整合的角度去发掘,使我们寻找投资标的的大方向。与此相配合的,我们也可以从财务和基本面的角度去事先发掘可能的并购目标。这种并购目标的特性并没有一个定论,我们认为,具备以下特征的公司更可能成为并购目标:ST类股票或绩差股,主营不突出股是重点目标;存在定向增发安排或意向的股票应予以重点关注。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大多以定向增发的购买资产的方式进行,那些有定向增发意向,但由于各种原因暂停的公司很可能在市场环境转好的时候重新进行重组进程;大股东的更换、股权结构的变化可能暗示着并购重组的机会;面临退市风险,而且资产质量尚可,财务风险可控的股票是较好的并购标的;中小市值,且估值水平较低则会降低并购方的成本;不存在跨市场发行。跨市场发行,如A+B类型,A+H类型的股票,整合成本较高;股改时有资产注入承诺。

 王勇履新国资委主任不足三个月,央企重组思路已经发生微妙变化。

  本报记者11月9日从有关方面获悉,今年屡屡被提及的要在年内把央企重组到100家以内的目标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的提法是央企重组“具体进度要服从工作质量和效果的需要”。

  另外,本报记者还了解到,“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央企模式也正在发生变化。根据国资委副主任邵宁的最新表态,国资委未来的目标是要消灭集团公司,“以后要逐步把包袱消化掉,之后再把集团公司去掉,只保留中间做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完全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进行运营”。

  “大限”有变

  按照国资委此前公布的央企重组时间表,截至今年年底,央企将减少至100家以内。

  一位与国资委关系密切的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国新公司在年内挂牌的计划不大会改变,但央企要由目前的120多家减少至100家以内,“似乎时间不够”。

  根据邵宁的表态,国资委一直把重组效果而不是数量放在第一位,如果仅为了一个数字目标而重组,不一定能保证重组效果。

  邵宁透露,国资委主任王勇到任后主持了一个重组工作专题会议,会议认为,央企重组的方向和目标不变,但具体进度“要服从工作质量和效果的需要”。

  “如果本着进度服从重组质量的原则,央企缩减至100家以内至少还需要3-5年时间。”上述知情人士表示。

  而今年7月份,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对本报记者表示,“今年央企一定会减少到100家以内,我对此有信心。”

  这也意味着,在这场从2003年开始的“将央企数量从196家缩减至100家以内”的接力赛中,央企数量缩减目标将落后于国新公司的组建进度。

  上述知情人士表示,与缩减央企数量相比,国新公司的挂牌要容易很多,“可以先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愿意进去的央企先装进去,然后慢慢再将其他资产装进去,一边盘活一边装”。

  按照国资委此前的说法,国新公司的使命是加快央企整合和调整国资产业布局,将纳入一些“规模较小、微利、效益差、应退出市场的央企”。

  对此,邵宁做出了进一步解释——国新公司主要是帮助劣势企业退出,而不是把所有大的、好的企业都放进国新公司,国新公司的地位和其他央企都是平行的。

  邵宁称,将被装进国新公司的央企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是:经营比较困难,手上又没有足够资源,有好的业务板块但缺乏资金做强做大,不好的业务板块也没钱支付退出所需要的改革成本。

  国新公司的作用就在于“给这些公司好的板块集中提供资源,帮助其做大做强;帮助其支付改革成本,尽快从不好的板块退出”。

  如果按照邵宁所说,将被装进国新公司的央企经营比较困难,那么,“小而强”的科研院所并入产业集团的重组思路则更加清晰。

  此外,少数央企虽然在规模和业绩上没有做到行业前三名,却在一个产业链的某个环节做成了垄断地位,这样的央企或将避免被装入国新公司的命运。

  “去集团化”

  邵宁还透露了国资委主导的央企改革方向: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把大型国企打造成一个干干净净的上市公司”。

  具体路径是,逐步把包袱消化掉,之后再把集团公司去掉,只保留中间做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完全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进行营运。

  邵宁所描述的国企改革“乌托邦”,并非一个容易到达的地方。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央企存在不良资产,且背有历史包袱。如果要将央企打造成“干干净净的上市公司”,必须清除或盘活不良资产并去掉历史包袱。

  上述知情人士表示,国资委的改革思路借鉴了欧洲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思路,“一旦国家需要钱,通过资本市场可以非常顺利地变现,唯一的差别是,上市后股份归国家,而不是私人”。

  看似与之矛盾的一点是,一方面,国企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去集团化”,另一方面,央企现在的工作重点是加强总部建设,重新审视集团管控模式,确保集团决策指令能准确高效执行。

  一位国资研究人士解释了央企在现阶段加强总部建设的重要性。目前,我国央企尚未完全市场化,必须先实现整体上市、主营业务非常集中,才能去掉集团公司的帽子。

  整体上市,正是国资委积极推进的一项工作。原先,国企上市是将一部分优质资产装入上市公司,包装后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邵宁表示,原有的上市思路要改变,国资委现在改革的方向是整体上市,至少要做到主营业务整体上市,上市公司的产业链非常完整,是一个独立的、可以自我运行的发展主体。

  上述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央企只有少数一两家初步实现整体上市,并且情况比较特殊,不具有广泛借鉴意义。

  因此,在初步具备整体上市条件的企业中设立试点,是国资委正在考虑的方式。

  据本报记者了解,中国五矿集团已有整体上市计划,也是国资委重点支持整体上市的央企。

  另一个改革突破点在于,部分央企实现整体上市后,国资委将探索直接持股上市公司。据本报记者了解,国资委支持持有上市公司股权已经没有法律障碍。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也曾在2009年表态,将在2010年将国资委直接持股上市公司的计划付诸行动。

  但一位国资系统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这项工作的进度“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

  外资参与重组有望破冰

  引入外资参与央企重组,也是国资委开展国企改革工作所考虑的计划。并且,随着国新公司的组建及开展资产盘活工作,外资参与央企重组有望破冰。

  今年7月份,邵宁会见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GIC)董事郑国枰一行时表示,欢迎GIC参与中央企业的重组改制。GIC也对在华投资表示出强烈的兴趣。

  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新加坡淡马锡公司也有意参与央企重组。新任国资委主任王勇还与淡马锡“交情不浅”——淡马锡与国资委曾在2005年成立一个合作小组,中方负责人为时任国资委副主任王勇。

  上述知情人士认为,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资本,新加坡资本相对安全,也是获得国内政府批准率较高的外资。

  除了直接引入外资参与央企重组,境外上市也是国资委引入外资的考虑方案。

  邵宁表示,推动央企境外上市,是国资委推动大型国企改革的一个要点。“这几年国资委推动国企到境外上市,主要是H股上市,这也引起很多争议。”

  尽管央企境外上市之路充满曲折,甚至有部分企业从H股撤回来在国内上市,但国资委方面坚决认为,企业治理水平的高低和所依托的资本市场是密切相关联的,如果资本市场非常成熟和规范,上市公司的治理和管理也必然是规范的。

  除了H股外,海外业务形成一定规模的央企正尝试境外上市。据本报记者了解,五矿集团境外资产MMG原计划在澳大利亚上市,但考虑到监管环境、国资安全等,最终选择将MMG装入五矿旗下香港上市公司五矿资源,这也是五矿集团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资本运作。

部属央企悄然改革:涉及约80个部委6000家企业
[ 转贴自:时代周报    点击数:96 ]
    本报特约记者 崔烜 发自北京

  财政部日前下发了《关于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归口管理的通知》(下称《通知》),首次明确财政部为中央部委下属国企的监管部门,同时,该部官员透露,对于这些企业的摸底工作已经在10月初开始进行,按照该部的思路,这6000家在国有企业改革大潮中遗留下来、尚未彻底与行政关系脱钩的部属央企,很快将进行一轮深度的改革,这些企业也将进入到红利上交国家财政的范围之内。

  “最终会走到哪一步,在完成摸底工作后会出台相关的管理办法、意见,可以确定的是,财政部对这些企业的管理绝不会是现在国资委的模式。”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部属央企的情况与国资委主管的中央国企完全不同,财政部不会像外界猜测的那样建立任何类似于“财政国资委”的机构。

  财政部一位司局官员也向媒体表示,部属央企未来管理方式、考核办法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与国资委监管的央企将完全不一样,依据的法律也不一样。

  “这类企业太多、太小,类似国资委的管理模式完全行不通。”文宗瑜斩钉截铁地说道。

  国企改革遗留物

  如果不是因为国家审计署的报告,很少人会知道鑫扬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这样的企业,更没有多少人能想象,这家名气不大的物业公司会跟商务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审计署在今年6月发布的56个部门审计结果显示,商务部将收取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和委托代收代管的部分结转工程款、供暖费等近5000万,分别存放在所属机关服务局及该局下属鑫扬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使用,最终未按规定纳入部本级账户核算管理。

  商务部网站资料介绍,鑫扬物业公司成立于1998年,专门负责商务部所属建筑物的物业管理,其客户只有商务部及其公务员。而北京市工商部门的登记资料显示,鑫扬物业的注册资本仅有560万元。

  这样的小企业在中央部委一级锌晌剿究占撸莨史ㄆ鸩菪∽樽页稍保泄嗣翊笱Ы淌诶曙光的估算,类似企业的数量在6000家左右,共涉及80个部委、全国性社团组织。

  所谓部属央企,目前大多数挂靠于部委下属的事业单位,如果要进行论资排辈,这些企业也只能是部委的“孙子单位”,与部委之间还隔了一层,原因是中央部委不能直接兴办企业。部属央企大多数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或者因为部委人员分流,需要解决就业;或者部门出现资金缺口,需要经营创收;或者只是简单后勤服务需要,建立了这些企业。在1998年开始大规模国企改革之后,一些经营良好的大型部属央企跟原单位进行了脱钩,经过一系列改制重组后进入了国资委的央企序列之中,而现在的部属央企,则被认为是国企改革的死角之一。

  “这些企业数量很大,但规模又很小,资产基本只有几十万到几百万之间,有些企业的资产甚至还是负数,并且经营情况基本欠佳,缺乏市场竞争力,也谈不上什么主营业务了。”文宗瑜介绍说,尽管有部分企业如清华同方等做得比较成功,但这些企业基本已经是上市公司,并不具有代表性。

  “实际上这些企业的存在弊大于利,政企不分,企业不会对发展做长远的考虑,也不会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国资专家、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祝波善认为,行政化管理是部属企业最大的遗留问题。

  由于企业本身并不具有垄断性质,僵化的行政化体制使得这些企业亏损严重,更难以做大做强了。

  另起炉灶之虑

  根据财政部9月26日所下发的《通知》,上述企业的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将按照企业“出资人”性质分别归口财政部行政政法司和教科文司管理,具体分工是部委出资的所属企业由行政政法司负责,事业单位出资的所属企业和中央级文化企业由教科文司负责。值得注意的是,《通知》中部属央企的范围并不包括铁道、邮政、烟草,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民航局,国防科工局等系统的下属国企。

  有专家表示,之所以没有将上述系统的国企纳入归口管理,主要因为这些国企都有相对独立的管理系统,有些如铁道、烟草,本身在国资委有央企,纳入管理只会造成混乱。至于金融系统下属国企,则由于其极强的专业性应该成立单独的国资管理部门履行出资人职责。

  依然有人担心,此次财政部将部属央企纳入监管纯粹只是出于部门权力划分的考虑,并非真正的对这些国企进行彻底改革。

  文宗瑜介绍说,《通知》其实是财政部几年来清理监督部属事业单位资产工作思路的一个延续。早在2006年,该部就下发了《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和《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两项规定,随后对这些部委“儿子单位”进行集中的评估、统计,纳入到财政部的国资监管范围之内。四年之后,上述工作已经告一段落,监督范围自然扩大到了部属企业。

  目前的6000家部属央企基本处于一种松散的自我管理状态,亏损或者倒闭都很难有人来承担责任。“但将来肯定会建立相应的责任制度,如果企业经营不好,其主管部委也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将来这些部委肯定也是要承担责任的。企业也将与部委进行人事脱钩,或者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慢慢做大,归入国资委的监管序列,或者只能进行归并、清理了。”文宗瑜说道。

  李曙光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财政部并非另起炉灶。事实上,财政部一直是部属央企的监管部门,只是在100多家中央企业划归国资委监管后,财政部的管理出现弱化现象。“尽管企业分别由部委出资建立,但多年来财政部一直担当实际出资人的职能,例如登记造册、财务审计、国资的转让等问题基本都是财政部在负责,现在归口到财政部来管理是很自然的事情。”他强调,这一政策符合《国资法》的要求,即除国资委之外,国务院的其他部门依然可以在得到国家授权之后履行国企的出资人职责。

  改革困难重重

  李曙光多年来一直坚持“大国资委”的构想,即最终将除了金融资产之外的国资都纳入一个国资委的监管之下,由其单独行使出资人的职能,最终实现政企分开。

  “对于这些部属企业而言,最好还是在划归财政部之后成立一个独立于财政部的‘财政国资委’,由其进行监督,然后再慢慢过渡到跟现在的国资委合并,成立一个真正的国资委。”李曙光建议道。

  但李曙光的构想似乎并未与财政部契合。

  文宗瑜说,对部属央企的监管难度较大,毕竟中间还隔着部委,而这些部委与财政部都是平行部门,财政部不仅不会将这些企业的日常管理划归,也不会对部门之间的企业划拨,财政部的监管可能更为宏观、粗放式和指导性。他解释说,如果这次要涉及到部门利益问题,就不会单独是财政部出文件,而是多部委联合发文了。

  对于利益平衡的问题,李曙光则认为,按照部属央企目前的经营状况,大多数的企业都是亏损,还需要拨款维持,而并非是部委的钱袋子,所涉及到的部门利益其实并不多,“毕竟都是国家的资产,只要一步一步慢慢推动,最终是可以统一管理起来的。”

  祝波善对此表示担忧,“目前的改革只能说是半吊子,财政部就算出台一系列的管理规定,也只是通过行政手段来管理,政企不分的问题根本得不到解决。”他回忆说,在15年前上海、深圳等一些城市就尝试过在财政部门之下成立机构对国资进行管理,最后的结果还是部门之间互相扯皮,不了了之。

  应该说,更大的难题来源于人事关系。

  “对国资的管理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事干部的管理,财政部构想的这种模式在干部管理方面不可能有任何的突破。”祝波善认为,财政部目前单纯靠文件来进行国企规范化管理的方案只是理论上的一个良好愿望,并不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部属央企的人员,特别是管理人员大多数来源于其所属部委,即便没有公务员编制,也是参照事业编制,人事脱钩,企业改制必须付出巨大的财力成本。对于这样的问题,显然财政部无意插手。

  “我可以担保,财政部肯定不会办这样的傻事。”文宗瑜在采访的最后说道。

   新一轮国有经济改革,应该在五年内,重启民营化,显著收缩国有经济战线,实现多数国有大公司大集团的股权多元化或法人整体上市

  张文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

  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国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并对整个国有经济生产了重要影响。当时确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转眼间七年过去了,在2010年这个富有意味的年份,在“十二五”即将到来之际,全面评估过去七年的国资工作,在此基础上布局未来五年的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经济改革,很有必要。

  国企表现不值得夸耀

  总体而言,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目前已经基本形成。这种体制,有利于实现政资分开,有利于分级行权履责,有利于由一个机构集中行使所有权职能,对于促进国有资产的商业化运营、提高国有资本效率、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是有好处的。

  2003年之后,全国国有资产增值速度达到很高水平,国有部门营业收入和利税大幅度增长,也成为许多人论述这一轮国资改革成功的最重要证据。客观地讲,近几年国有经济状况的明显改善,的确与国资体制改革有一定关系。即使从门面上来看,各级国资委在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考核、激励与选拔方面,在改进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控制方面,在堵塞国有资产流失漏洞方面,成绩有目共睹。

  但是,仅仅这样来评估过去几年国资改革和国有经济发展,不公允不全面。我们的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的表现在过去几年比国有企业更好。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发现,2003年到2008年,在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资产总额、主营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增长2.7倍、2倍、2.5倍和2.4倍,而外资企业增长3.4倍、2.9倍、3.4倍和3倍,私营企业增长高达6.5倍、5.2倍、6.7倍和9.7倍。显然,私营企业发展更快。

  而将国有企业进行纵向比较,业绩指标确有较大幅度改善,净资产收益率由1998年的不到2%,上升到2003年以后的10%以上。但是,横向与其他类型企业比较,在各个时期,国有企业的业绩指标都明显低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特别是在2008年,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下滑到11.71%,而私营企业继续上升,达到25.12%的水平。

  如果剔除垄断型和寡头型企业,国有企业的效益水平与其他企业的差距更要大得多。2009年,规模最大的三家企业——中国石油[10.40 2.16%]、中国石化[8.35 1.83%]和国家电网——营业收入占到全部129家央企的30%、资产总额占四分之一;三家最盈利的企业——中国移动[82.00 -0.61%]、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为全部央企贡献了44%的利润,占全部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五分之一以上。129家央企的资产回报率(利润总额/资产总额)为3.9%,比全部国企的2.9%高出1%,收入利润率(利润总额/营业收入)为6.5%,与全部国企水平持平。我们的测算发现,如果扣除利润总额最高的前三家,剩余126家央企的资产回报率和收入利润率只有2.5%和5.8%,均低于全部国企平均水平。可见,极少数垄断性企业的盈利抬高了央企整体盈利水平。

  在过去几年,国有企业的营业收入、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每年都以较高速度增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速度达到前所未来的程度。但要看到,过去几年是中国宏观经济景气期,不光是国有企业,其他企业的营业收入都在快速上升、资产都在快速增值。相比较而言,国有企业的资产增值速度、营业收入增长速度比私营企业要慢得多。

  因此,对国企进行纵向比较,国企今天的表现值得赞赏,将国企的表现与私企的表现进行横向比较,国企的表现不值得夸耀。国资改革、国有经济改革还需要作出很大努力。

  国有经济布局很不合理

  即使不考虑国有资本的效率,从行业分布来看,国有经济布局仍过于分散。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国民经济95个大类中,国有经济涉及94个行业。其中,在396个国民经济行业类中,国有经济涉足380个行业,行业分布面达96%。如批发零售餐饮业,目前还有2万多家国有企业,是国有企业分布的第二大领域,占全部国企的17.8%,但从业人员占5.8%、国有资产仅占3.7%。

  我们还发现,国有资本一方面不断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另一方又四面出击,在许多与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经济安全毫无关系的行业抢占地盘,由此引发了“国进民退”现象。像商业性房地产开发领域,120多家央企中竟然有80多家涉足,那些号称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军工企业、航空工业企业也置身其中,真是洋洋大观。目前,仍有约2/3的企业、40%的国有资产分布在一般生产加工行业和商贸服务及其他行业。

  国有企业一方面舍不得从一般行业中退出,但对一些公用事业和重要工业领域,又通过各种方式阻碍行业开放,民间资本难以进入。尽管不久前国务院又通过了鼓励民资的“新三十六条”,但在国有资本分布如此宽泛、国有资本退出迟迟不动的情况下,很难想像民资进入能取得多大进展。

  由于从总体看国有企业盈亏相抵是盈利的,而且盈利额较大,企业亏损问题容易被忽视或有意视而不见。即使在近几年的高速增长期,国有企业仍有大量企业亏损。在2005年-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亏损面高达40%以上,2007 2008年,全部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接近30%,其中,一级企业的亏损面高达45%以上。

  新一轮国企改革应以五年为限

  未来的国资改革如何进行?是继续在国有企业建立董事会吗?这样的举措在十几年前已经搞过了;是去重组国企和减少国企数量吗?这样的举措在许多地方已经搞过好几轮了;是搞一搞高管竞聘和薪酬改革吗?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比这更大胆的举措;是进一步加强考核改善指标吗?这些方法已经屡试不灵了;是推推整体上市搞搞国有资产证券化吗?证券市场是承担不了那么多东西也实现不了那么多目的;是搞一些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做做生意”吗?这种诱惑很大,但可能不得要领。

  我认为,未来的国资改革,并不是无的放矢,其根本目的是要有利于国有经济正确地和更好地发挥作用、有利于国有经济效率和效益的提高。未来几年的国资改革,必须要有利于推动下一步的国有经济改革。

  未来几年,需要启动新一轮国有经济改革。新一轮国有经济改革,应该是目标明确有时间表的改革。这个目标就是,重启民营化,显著收缩国有经济战线,实现多数国有大公司大集团的股权多元化或法人整体上市。这个改革的时间表,应该以五年为限。

  在目前国有经济状况总体较好的时候,呼吁重启时间表式的民营化改革,可能会被认为是天方夜谭。但是我认为,目前国有经济整体经营状况较好,很有可能是阶段性的。过了这个阶段,国有经济将重陷困境。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有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起落。在上世纪80年代,国有经济整体状况较好,这与当时由轻纺工业化带动的宏观经济繁荣、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带来的积极性全面提高密切相关。但是,进入90年代之后,国有经济整体状况逐步恶化,1997年之后陷入了严重困境,从而引发了国有企业的三年改革攻坚。过去几年的这一轮景气,与目前由重化工业化带动的宏观经济繁荣、上世纪末国有企业三年改革攻坚带来的包袱减轻和机制转变密切相关。但是,我们判断,未来几年,重化工业化对宏观经济繁荣的推动力将会逐步减弱,而上世纪末三年攻坚实施卸包袱和转机制的效果也将递减。因此,如果不推动新一轮改革,未来几年国有经济有可能又重新陷入困难境地。因此,推进目标明确的时间表式的民营化改革不应迟疑。

    收缩国有经济战线,并不是一个新任务。早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就明确提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指出,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整体素质不高,资源配置还不尽合理,必须着力加以解决。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宜于实行股份制的,要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相互参股等形式,改为股份制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但是,至今为止,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仍然非常严重,甚至在有些方面还更加恶化。在“十二五”期间,一定要继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显著收缩国有经济战线。我们也能深切理解,收缩国有经济战线,国有资本从那些不具备战略意义的企业退出,知易行难,操作时可能出现很多问题甚至可能引发不稳定事件,但实际上这方面已经有非常成熟的政策法规体系和具体操作经验,只要下定决心,给足优惠,仍然可以在未来五年取得很大成绩。如果一拖再拖,拖到国有经济再次陷入困境,改革的成本会更高,所需要的优惠会更多。

  收缩国有经济战线,必须要推进民营化。民营化更不是新玩意,也不是洪水猛兽。在上世界90年代和本世纪前几年,大量中小企业实现了完全民营化,许多大企业实现了部分民营化。没有当时大规模的民营化改革,保留下来的国有部门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好的状况。“十二五”期间,应该将重点放在大企业的民营化方面,当然大企业的民营化应该以部分民营化为主,形成混合所有制的格局,应该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多数国有大公司大集团的混合制股权多元化或法人整体上市。目前120多家央企基本上都属于大公司大集团。但是,在这120多家央企中,只有寥寥几家实现了股权多元化,而且极少是混合制股权多元化,而实现法人整体上市的企业还是空白。实行混合制股权多元化,也是中央已经明确的方向。2006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转发的《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就指出,要加快国有资本调整,加快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推动国有企业整体上市,也是国务院国资委几年前就开始的一项重要行动,但至今为止,国务院国资委所推行的整体上市只是将主业资产注入到上市公司当中。真正的整体上市,应该是母公司法人整体上市,即母公司本身成为上市公司。法人整体上市,“十二五”期间一定要大力推行。

  下一步的国有经济改革,一定要设立时间表。设立改革时间表,也不是新东西。1997年党的十五大就明确提出,要“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到2010年,国有企业基本完成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形成比较合理的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对照这个时间表,毫无疑问可以看到,实际进程远远落后。现在已经是2010年,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和改组远远没有完成,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还很不合理,甚至大部分央企还是按照上世纪80年代通过、现在已经老掉牙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法设立的国有企业,董事会试点的企业不过30多家。

  为了加快改革进程,一定要设立时间表。否则改革进程拖拖拉拉,一旦国有经济再次陷入困境,就容易全国上下搞运动,出现形形色色的问题。改革的时间表可以是,在“十二五”期间,央企的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全部完成,国有资本的分布显著收缩,绝大部分企业实现混合性股权多元化或者法人整体上市,并且建立完备的董事会制度。

  未来五年,各级国资委,特别是国务院国资委,应大力引进境内优秀的非国有企业或者境外优秀的跨国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参股央企的股份制改革,只要不是国防军工和其他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都可以引入非国有的战略投资者,包括境外的战略投资者。事实上,中国的大型国有银行在这方面走的虽然比工业企业要晚很多,但更加大胆、更加出色。连中国工商银行[4.05 0.25%]、中国银行[3.34 0.00%]、中国建设银行[4.61 0.22%]、交通银行[5.85 0.86%]这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银行都能够引入境外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许多大型工业企业为什么不可以呢?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大公司大集团集团法人整体上市和治理结构的完善。

  国资委治理结构“四张表”

  国资委本身也要继续朝着出资人的方向前进。2008年出台的《企业国有资产法》已经明确了国资委的出资人机构的定位,但国资委发挥的实际功能与出资人定位还有较大偏差。一方面国资委作为出资人的职能还不甚完整,另一方面国资委承担了很多本不属于出资人职能的许多职责,党政部门从工作和习惯上容易把国资委当作归口管理部门。未来几年,国资委应该坚定地朝着出资人方向前进,并且要有所突破,例如可以在国资委直接持有国有股方面实现突破。同时,国资委应该增强民商事主体意识和民商事行为能力,并应逐渐熟悉如何与其他股东博弈和互动。推动这项工作,可以先将具备条件的一两家公司改造为法人整体上市企业,国资委直接做股东,等积累了一定经验之后,再总结经验教训,慢慢推行。以后不排除国资委和国资委下面的持股平台公司都可持有国有股。

  既然国资委要成为真正的出资人机构,国资委自己就应该逐步建立合适的治理结构。只有形成了良好的治理结构,才有利于政府对国资委进行问责,才有利于全民对国资委的工作进行评价,也才有利于国资委按照出资人的要求推动国有企业提高效率和调整结构。

  《企业国有资产法》规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对本级人民政府负责,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情况,接受本级人民政府的监督和考核,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负责。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有关国有资产总量、结构、变动、收益等汇总分析的情况。根据上述要求,国资委应建立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以及国有企业现金分红计划表、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股份出售计划表,这四张表,应该国资委良好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这样的基础,在全国人大、国务院和社会公众的督促下,国资委就可以有条不紊地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国有经济效率的改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优化和国有部门收益回馈国民等各项工作。

  同时,国资委应该逐步改变目前通过开企业负责人会议、发文件等方式体现出资人意志和意愿的做法,在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性股权多元化和法人整体上市的基础上,通过股东会、董事会等公司法和证券法规定的机制来行使权利。国资委本身应该形成一个理事会,由若干名理事组成,作为国资委的权力机构。国资委的人员构成也要改善,即使不适合大规模更换人员,也要更多地利用外聘专业机构和人员来从事有关工作,提高国资委工作的专业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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